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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准绳的法律，是指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或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制定的法律。

不公正可以表现为明显的违法，但很多情况下则可能为形式合法的外衣所包裹。监察机关对之进行监督、处置或问责一定要坚持权责对等，对不同的监察对象，根据其岗位、职责、权力采取相应的监督措施。

[1]《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总则共6条，第1条规定本法的立法目的和立法的宪法依据。[17]《监察法》草案一审稿没有规定这一原则，二审稿虽然规定了这一原则，但仅规定与司法机关互相配合、互相制约(监察机关办理职务违法犯罪案件，应当与司法机关互相配合、互相制约)，没有包括执法部门。[18]《宪法》第33条第2款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发现办理监察事项的监察人员未经批准接触被调查人、涉案人员及其特定关系人，或者存在交往情形的，知情人应当及时报告。就规范反腐败机构及其工作人员行使职权行为，防止其滥用职权，保护被监察人员人权和其他合法权益的立法目的方面，《监察法》同样也做出了很大努力，为此设计和确立了一系列相应的规范、制度。

第三个基本路径是要进行研究、探讨古今中外治理腐败的各种药方。平等对待监察对象，不歧视。现行分税制财政体制下，各级政府部门事权与财权不匹配，一些地方政府部门财政经费保障不足，为弥补缺口，上级政府给政策，允许政府部门创收并按比例返还。

[4]中国政法大学政府职能转变和放管服改革调研组(以下简称调研组)于2016年7月25日至8月11日赴义乌市、深圳市、佛山市南海区、银川市和贵阳市进行了实地调研，2017年7月23日至8月1日，又赴沈阳市和银川市进行了调研，获取了大量一手资料。有了好的国家治理体系才能提高治理能力，提高国家治理能力才能充分发挥国家治理体系的效能(习近平语)。[13]艾琳、王刚：《商事登记制度改革的行政审批视角解析》，载《中国行政管理》2014年第1期。进一步而言，就是要重构政府与市场、社会的关系，实现三个回归，即在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上，回归市场本位，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

[28]石亚军：《简政放权提质增效须加速法律法规的立改废》，载《中国行政管理》2016年第10期。[41]在我国历史上，经历了漫长的宗法社会，形成了依附型的臣民文化和家国一体的社会结构，抑制了独立社会组织的生长。

[50][德]柯武刚、史漫飞：《制度经济学》，韩朝华译，商务印书馆2000年版，第24页。[30]张树义：《中国社会结构变迁的法学透视》，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2章。[33]正是基于部门利益的考虑，一些部门采取选择性放权，放掉的大多是需要担负重大责任、权力特征弱、含金量低、操作繁杂的权力，而责任风险低、权力特征明显、含金量高、操作简单的权力往往拽住不放。[56]陈振明、李德国：《国家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的实践探索与发展趋势》，载《中国行政管理》2008年第11期。

[27][英]哈耶克：《通往奴役之路》，王明毅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73页。因为公共权力绝不能因为它的起源而被认为合法，而只能因为它依照法律法规所作的服务而被认为合法。[55]放管服改革中存在的选择性放权、法律法规掣肘、部门间协调不畅、部门信息壁垒，乃至社会组织的发展迟滞，无不与部门利益存在勾连。[44]何增科：《中国公民社会组织发展的制度性障碍分析》，载《宁波党校学报》2006年第6期。

在此基础上，运用守信联合激励和失信联合惩戒的信用监管机制与手段监管市场、治理社会，让失信就将在市场、社会中寸步难行的达摩克利斯之剑高悬，使守信遵法勃兴为全社会的蔚然之风。[17]提供优质公共服务既是现代政府的天职，同时也是其存在之合理性的根基。

一言以蔽之，放管服改革剑之所指就是整个行政体制的核心与关键——政府职能，其基本目的就是要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5]在核心要义上，我国国家治理现代化就是要摒弃传统的管控理念，由政府一元单向的管控，走向政府、市场、社会多元共治，政府、市场与社会各就其位、各司其职。

[11]清单建设使得行政权力与经济权力、社会权力的边界更加清晰，能够将行政权力运行归入法治化轨道，并以流程全公开的方式使行政权接受公众监督，是对权力配置与制约改革难题的有力突破，[12]其不仅有助于我国政府从无限政府向有限政府的转型，同时也推进了法治政府的建设。[39]社会组织的充分发育，可以在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等领域承担起自助互助、自律协同和民主管理的重要职能。其次，简政注重的是权力下放，使权力更接近市场与社会，但对保留下来的各种审批项目的要件、材料、程序、环节等的删减重视不够，使得很多审批项目在这些方面依旧繁杂，审批时间还是比较长，有的审批只是由万里长征变成了千里长征。[48]但事与愿违，目前我国社会中诚信缺失问题甚为严重，制假售假、商业欺诈、金融诈骗、恶意逃债等现象层出不穷。我国现行商事登记制度萌生于计划经济的土壤和思维中，是以行政审批的方式针对商事主体及其经营能力的法律化行政管理，[13]带有浓烈的管制主义色彩，与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目标明显相悖。[26]唐亚林：《以系统化的顶层设计破解部门利益梗阻》，载《中共浙江省委党校学报》2016年第1期。

[17][法]狄骥：《公法的变迁》，郑戈译，商务印书馆2013年版，第8页。各系统各自为政，规范、标准不一，数据、信息互不联通。

[25]薛刚凌、王湘军：《行政体制改革基本问题研究》，载《中国行政管理》2006年第11期。再次，有些事项涉及多个领域、多个部门相互关联的权力，只有各部门协调一致，同步取消或者下放相互关联的权力，才能达成简政放权的预期效果，但实践中部门之间沟通协作不够，常常出现这个部门取消或下放了某项权力，可是其他部门相关联的权力却没有取消或下放的情况。

现代政治学理论一般认为，一个成熟的社会形态中，政府、市场与社会三者应处于基本均势的地位，而社会组织则是政府与市场、社会之间起中介作用的自组织力量，其发育程度是社会成熟度的重要指标。[53]二是政府财政体制的不健全。

[1]自19世纪60年代自强运动肇始，尤其是新中国成立后，实现现代化成为中华民族倾力奋斗的目标。法治意味着政府在一切行动中都受到事前规定并宣布的规则的约束，[27]亦即政府必须依法行政。【注释】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内涵式大部制改革中政府职能深度整合研究(14BZZ047)和中国政法大学青年教师创新团队支持计划资助项目成果之一。[32]夏建中、张菊枝：《我国社会组织的现状与未来发展方向》，载《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14年第1期。

综合改革意味着风险和成本，为将试错风险与成本降至最低，可行的方式就是开辟试验区，先行先试。[12]胡税根、徐靖芮：《我国政府权力清单制度的建设与完善》，载《中共天津市委党校学报》2015年第1期。

[10]佛山市南海区编制了企业投资管理负面清单、审批清单、监管清单。三是政府官员考核制度的积弊。

[34]这就使得不少抑制市场、社会活力的关键性权力仍被留存下来，改革大打折扣。[15]艾琳、王刚：《商事登记制度改革的行政审批视角解析》，载《中国行政管理》2014年第1期。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变迁，法治观念逐步上升为我国治国理政的基本理念。[2]李景鹏：《关于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四个现代化之后的第五个现代化》，载《天津社会科学》2014年第2期。[23]李春根、李志强：《以互联网+政务服务引领政府治理现代化》，载《中国行政管理》2016年第7期。复次，行政问责与简政放权改革之间衔接不够。

放管服改革中，一些富有改革精神的地方政府迫切期望通过放权切实推动当地经济社会的发展，但其改革的紧迫感与主动性常常走到既定法律法规面前就不击而懈，[28]改革陷入两难境地：深化改革就需要突破现有法律法规的规定，就会违法改革。这些试验区的建设，为我国深化改革做出了积极贡献，但还存在问题。

在严格问责的大形势下，一些政府部门本想进一步简政放权，但因为担心相应领域出现问题被问责而不敢简与放。[8]权力的无限渗透，极易造成国家吞并市场、社会的局面，窒息市场、社会的发展。

我国早在2005年就开始推出国家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至今已有上海浦东新区、天津滨海新区、深圳市、重庆市、成都市、武汉城市圈、长株潭城市群等纳入其中。[43]黄晓春：《当代中国社会组织的制度环境与发展》，载《中国社会科学》2015年第9期。